多年以后，当司马迁放下撰写《史记》之笔时，他大概仍会想起那个令他蒙羞的时刻。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九月，他被以“诬上”的罪名逮捕入狱。“诬上”等同于后世的欺君之罪，在汉朝应判腰斩。但此时，他所收集整理的《太史公书》（即《史记》），仅仅撰写了一小部分，还未达到流芳百世的巨著规模。
《太史公书》是其父司马谈临终前叮嘱他一定要完成的史书。对司马迁来说，撰写此书不仅是对历史的负责，更有延续父亲遗愿的意义。眼下，面对生死关头，他只能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所幸，汉朝对于死刑的执行界定并非一成不变。根据当时规定，有两种情况可以免死：一种是交钱赎罪，即“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而另一种则是承受“腐刑”，通过去势失去做男人的资格。
司马迁彼时为太史令。汉朝官制规定，太史令为秩级六百石官员，每月禄米仅有70石。在汉朝，丰年时米价一般在30—50钱（五铢钱）/石。也就是说，司马迁不吃不喝，一年收入最多为42000钱，要一下子拿出50万钱罚金去赎命，难过登天。
所以，被捕入狱后，司马迁没得选，只有承受“腐刑”才能活下去。
1
天汉元年（前100），奉命出使匈奴的苏武被扣押，汉武帝大怒，决定再征匈奴。
此时，曾令匈奴人闻风丧胆的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均已谢世，大汉有兵无将。汉武帝只能沿用过去的思路，起用宠妾李夫人之兄、曾破大宛获良马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为帅，以三万步骑协同作战的模式，进攻匈奴。
考虑到李广之孙李陵曾任建章监和贴身侍卫，又有多年在敦煌、张掖屯兵练武的经验，且曾深入匈奴腹地勘察地形，汉武帝认为他更适合担任李广利大军的后方运粮官。所以，待朝廷点完将后，汉武帝又将李陵召回朝，要他为大军筹备出征粮饷。
但是，李陵在入朝拜见汉武帝时，却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给李广利当后勤部长。
李陵的理由很直接，他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祖上三代都是冲在最前线替汉朝打仗的先锋，如今，仅让他做个后方粮官，有辱李广子孙的家族使命。当然，或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李广利打仗向来平庸，难有胜仗，李陵若充当其运粮官，难出战绩，不利于振兴当时已趋没落的李广家族。
于是，李陵请求汉武帝另赐一队兵马给他。他愿意率着这支“别动队”，绕到匈奴人的后方，发起致命一击，以配合李广利在前方的攻势。
没想到，汉武帝拒绝了他的请求。
李陵并未死心，他继续表示，自己愿意率领麾下那支在酒泉、张掖等地备战练武的5000人部队先行，为李广利大军占据先机。李陵手里的这支部队是清一色的“丹阳兵”，以步战善射闻名。汉武帝本来担心“以步御骑”容易招致败仗，可李陵却信誓旦旦地表态，自己有完胜的把握，希望汉武帝尽快授其兵权，直捣单于庭。
这下，汉武帝大喜，遂令李陵率军先行出征，再命强弩都尉路博德领兵做李陵的后备。这个决定却遭到路博德的强烈反对。
路博德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认为自己从前曾为伏波将军，灭过南越国，打仗是一把好手，老将怎么可能充当他人的配角？但他对汉武帝说出的理由是，李陵选择在九月秋收之际发兵，犯了兵家大忌，他不愿看到汉军将士为此而送命。无奈，汉武帝只能取消了路博德接应李陵的计划。
不幸的是，李陵此次出塞，竟遭匈奴主力包围。他挥师搏击、杀敌数千，却仍难逃被包围的命运。在匈奴左、右贤王主力八万骑兵的围攻下，李陵“矢尽道穷”，只能将解困的希望寄托在李广利身上。
然而，就在李陵大军遭遇围困之际，他的手下管敢却率先投靠了匈奴人。管敢是李陵军中的斥堠（侦察兵），十分熟悉李陵军队的兵力部署。管敢向匈奴人泄露了李陵的底牌，导致李陵未能等到援军便已全军覆没。战后，李陵害怕被汉武帝问责，遂投降了匈奴。
消息传来，汉武帝大发雷霆。而朝中大臣也多是见风使舵之辈，陛下盛怒，他们也有多狠骂多狠，唯独列席朝会的司马迁，一言不发。
司马迁的反常，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便点名询问其看法。
司马迁说，自己与李陵年纪相仿，又同朝为官，虽然平日里工作没什么交集，但“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针对李陵投降一事，司马迁坚持认为，李陵虽战败，但他的所作所为已公诸天下。他是个十分看重家族声誉及爱惜名节之人，他活着投降匈奴，应该只是暂时性的权宜之策，以待将来在适当的时候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
司马迁绝对不会想到，正是自己这段为李陵辩白的发言，彻底激怒了汉武帝。
汉武帝误认为，司马迁对一个败军降将的“洗白”，旨在指责李广利、路博德等后方大军救援迟钝，由此引申，则是汉武帝用人失当，才导致本该取得的胜利变成了失败的恶果。
一念及此，汉武帝也不给司马迁解释的机会，便给他定了个“诬罔主上”的罪名，下狱论死。
2
问题来了，司马迁替李陵辩白是否站得住脚呢？也就是说，李陵的投降行为到底是真是假？
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李陵先假投降，后迫于形势而真投降。但反过来想，李陵一开始或许就是真投降，只不过他的表现并不像其他投降者那样卑躬屈膝，反而是带着一种悲壮和无奈，恰恰是这种“悲情英雄”的铺垫造成了司马迁的误判。
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李陵从遭遇匈奴大军围困到完全战败投降，中间曾有过一段纠葛挣扎的过程。那时，面对匈奴大军的合围，李陵率军边打边撤，最后被匈奴兵断了后路，堵入一处峡谷之中。匈奴单于并不打算放过李陵，遂在峡谷两侧的峭壁上埋下伏兵，等李陵率军进入其提前布下的“口袋阵”后，再“乘隅下垒石”。经此一战，李陵的5000步卒死伤惨重。即便如此，李陵自始至终都坚持力战。直到双方战至黄昏时刻，看到身边的兄弟一个个倒下，李陵这才身着便装只身出营，并制止手下跟随：“便衣独步山营，止左右：‘毋随我。’”
按照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解读，李陵此时单独出营并非为了乞求投降，而是想凭借个人之力刺杀单于，以期改变战局。然而，这种行为不仅与李陵作为军队统帅的身份背道而驰，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双方矛盾。后面李陵去刺杀单于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良久，（李）陵还，叹息曰：‘兵败，死矣！’……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 。”
此时，摆在李陵面前的两条路，一条是在军中自戕，另一条是回去接受汉武帝对战败者的处罚——斩刑。而斩刑这条路，他的祖父李广当年率军出征匈奴时，就已经替他尝试过了。史载，李广当年率军自雁门关出击匈奴，因遇匈奴单于主力围困，为匈奴兵生擒。后来李广诈死，偶然劫得匈奴良马，逃回汉朝。汉武帝见后，立即让廷尉府逮捕李广审讯问罪。廷尉府官员认为，“（李）广亡失多，为虏所生得，当斩”。最终，李广靠同事、亲朋及自己的家资，才得以交钱赎罪，贬为庶人。
如今，历史的阴影再次笼罩在李陵的头上。他应当十分明白，失兵回汉朝，或许仍有机会苟活于世，但重振李氏家族的希望从此熄灭了。
于是，据《汉书》记载，李陵刺杀单于失败后，曾有一名军吏劝解过他：“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军吏所说的“浞野侯”，正是曾流亡匈奴十年的汉将赵破奴。赵破奴与李陵类似，也曾率万骑部队深入匈奴腹地展开“斩首行动”，但出师不利，为匈奴左贤王所俘。直到李陵率军出征前夕，赵破奴才携家带口回到汉朝。朝廷对他的处置也比对待李广宽容，汉武帝没有怪罪赵破奴，反倒以礼相待。
听完军吏的话，李陵立马制止手下的劝降意图：“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
毫无疑问，如果司马迁知道此事，他必然会结合李陵之前的表现，进一步巩固其心中李陵拥有“国士之风”的看法。
可历史的事实却总是让人失望。在随后的突围过程中，当李陵看到副将韩延年突围失败选择自杀殉国时，他却又宣称“无面目报陛下”，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投降匈奴。前后反差，匪夷所思。
据史书记载，李陵到了匈奴后，备受单于礼遇。当时，他的同僚好友、出使未果的苏武正被单于扣押在北海（今贝加尔湖）一带牧羊以消磨意志。李陵得知此事后，一直“不敢（访）求（苏）武”，甚至被单于督促着前往北海劝降时，他也表现得异常拧巴。
见到苏武后，李陵当即自剖心迹道：“（李）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李）陵？”——你苏武不愿意投降的心情和毅力，怎么可能超过我呢？又说，当今皇上年岁已高，朝令夕改，大臣无缘无故被诛灭者达十多家。在汉朝，自身安危都无法保证，还谈何忠君保节呢？见劝说苏武无用，李陵又说：“嗟乎，义士！（李）陵与卫律（此前威胁苏武投降匈奴的胡人）之罪上通于天。”并做势要与苏武诀别。
如果不深入剖析李陵投降的影响，仅从他的行为和言辞入手观察，读史之人更多看到的只是他的忏悔与自责。司马迁与李陵同朝为官多年，即使没有任何交集，仅凭军报上的寥寥数语，也很难不受同情心的影响，对李陵在前线的惨状和投降后的痛苦产生深深的同情。
因此，司马迁共情了李陵的遭遇。
而汉武帝却始终将信将疑。李陵投降后，天汉四年（前97），汉武帝又以公孙敖为因杅将军，让其率步骑4万配合李广利出征匈奴。这一次，公孙敖的运气没比李陵好多少。他带出去的4万部队，多数折损于匈奴主力之手。撤兵回朝后，公孙敖遭到了汉武帝的问责。为了减轻自己的罪名，他只能将这一切的过错归咎于李陵，胡诌一语：“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
公孙敖的话并无依据，且最后被证实替匈奴人练兵的，是另一名汉朝降将李绪，而非李陵。但那一刻，汉武帝显然已经完全泯灭了他对李陵的最后一丝信任。他将李陵留在汉朝的族人尽数杀光，替李陵求情的司马迁也受此牵连，获罪下狱，徘徊在生死边缘。
3
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仗义执言受腐刑，这些都是载入史册的事件，然而，随着两人的故去，不同的声音出现了。
东汉学者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司马）迁蚕室。”照此说法，在司马迁受腐刑一案中，李陵投降匈奴只是诱因，更深层的原因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过分指责和揭露景帝、武帝父子在位时的过错。不巧的是，该篇后来被汉武帝御览，愤怒的汉武帝当即令人删去。李陵投降匈奴后，司马迁替其求情，汉武帝便借故发火，将司马迁处了腐刑。
往前追溯，卫宏的观点实际上源于西汉末年的宗室刘歆。
刘歆是西汉学者刘向之子、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他在《西京杂记》中称：“汉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史记，续孔氏古文，序世事，作传百三十卷，五十万字。谈死，子迁以世官复为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计，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马氏本古周史佚后也。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事而已，不复用其子孙。”
可见，太史公一职是在汉武帝时确立的，此前录史之人皆是家传。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便是汉朝独一无二的太史公。在汉朝，太史公一职虽位在丞相之下，但国家发生的一切大事，底下的人呈报中央，都得先拿一份给太史公备案，而后再交予丞相处置。所以，太史公拿到的，都是朝廷的一手资料。而录史者，又向来要求使用春秋笔法，司马氏录史直言不讳，尽说景帝、武帝父子的龌龊事，汉武帝岂能容忍而不拿他开刀？
刘歆认为，“李陵之祸”为汉武帝提供了处置司马迁的借口，同时也激起了司马迁日后的怨恨。这种怨恨，在他受刑之后再次爆发出来，从而导致其再下狱，最终身死狱中的结局。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在位期间，将太史公这个官职改为太史令，只是履行太史公此前负责的文书工作而已，而且不再任用司马氏子弟为史官。
那么，刘歆、卫宏等人关于司马迁受腐刑一案的说法，是否可信呢？
翻开《史记·孝景本纪》，在文章的末尾，司马迁发表议论说：“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
这段话的意思是，汉文帝在位期间原本已天下太平，但是到了汉景帝时代，他却错用晁错激化矛盾，酿成“七国之乱”。要不是后来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谋略，允许诸侯王将自己的土地分封给子孙，诸侯王之祸估计很难平息。这难道不是朝廷在安危之际施用谋略的最好例证吗？
这么看来，在司马迁眼中，后世公认的“文景之治”，主要是汉文帝的功劳，而汉景帝的能力甚至都不如自己的儿子汉武帝。但话说回来，刘歆、卫宏等人主张的是司马迁贬低孝景、孝武这一对帝王父子，从现存史料分析，这种结论似难成立。不知目前流行的《孝景本纪》是否遭到删改，跟司马迁最初的版本已有不同？
总之，自东汉起，刘歆、卫宏的观点愈发流行。
读罢班固的《汉书》，汉明帝刘庄得出一个观点：“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他认为，司马迁针砭时弊过于激烈，虽然可以留名于后世，但或多或少都贬损了当世的君王，实在没有半分忠臣义士的影子。
王肃是汉魏之际的经学家，司徒王朗之子，师从大儒宋忠。他认为，班氏父子在编撰《汉书》时就曾说过，司马迁写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如此才有“实录”之美名。既然录史需要秉笔直书，汉武帝看完之后，“怒而削之”，也是人之常情。
对此，《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彪之言称：“太史令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班彪之子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说：“而十篇缺，有录无书。”按照司马迁自己的说法，《太史公书》应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班彪、班固父子治学严谨，且去司马迁不过百年，想来所言非虚，当时流传的《史记》已经缺失了十篇文字。但他们自始至终从未留下有关《史记》遗失的时间、篇目及原因。
对于《史记》遗失的详情，《汉书》注家之一、三国时期学者张晏认为：“（司马）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已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这一意见，成为现代学界关于《史记》遗失篇目的公认观点。
但由于司马迁生卒年仍有争议，《史记》失书与汉武帝是否有关，时至今日仍众说纷纭。
4
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受腐刑无关任何人，也不是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言“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而是他想要以此抗争汉武帝晚年残暴的统治。
古代文学研究大家徐朔方认为，依照王国维对司马迁的生卒年考证，司马迁遭逢“李陵之祸”时，年已47岁。司马迁膝下至少有一个女儿，其女后来嫁给了西汉丞相、安平侯杨敞。杨敞出身弘农杨氏，其祖上是赤泉侯杨喜。当年，项羽兵败垓下，就是这位杨喜与其他五名汉军将领在项羽自刎后分得其尸，扬名天下。
杨敞的正室、司马迁的女儿司马氏是历史上少见的“女强人”。昌邑王刘贺在汉昭帝驾崩后称帝，在位27天，据说做了不下一千件的荒唐事，惹得朝堂怨声载道，大将军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开始密谋废立。杨敞是霍光的亲信，行动开始前，杨敞害怕得要死，回家便将废立之事向妻子和盘托出，结果司马氏告诉他：“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可见，司马氏在大事面前有多果断决绝。
而司马迁受腐刑时，其女早已嫁作杨敞妻。司马迁一年工资虽不足五万，但遇到这种大事，女儿出于人之常情，又怎会对父亲见死不救呢？徐朔方指出，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司马迁觉得自己没错，拒绝花钱自赎；二是，司马迁看不惯汉武帝的行为，想通过此等赌气的行径，唤起汉武帝内心的自我审视。
汉武帝晚年是个什么状态呢？
据史料记载，晚年的汉武帝内心极其矛盾，一方面仍如年轻时那般豪迈雄阔，以追击匈奴、征伐大宛为己任，大力开拓汉帝国的疆土；另一方面也担忧“亡秦之迹”的再现。因为他早年立的太子刘据“仁恕温谨”，一旦即位，必然是个仁孝守成之君。所以，相较于“老太子”刘据，他更喜爱与自己性情相似的幼子刘弗陵。
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作祟下，汉武帝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与太子刘据之间的关系。自从太子就宫后，他为刘据设立了博望苑，太子身边就“使通宾客，从其所好”，甚至还有不少他的反对派给太子出谋划策。显然，父子二人在皇权的争夺上愈演愈烈。
众所周知，太子刘据是皇后卫子夫之子。其背后，卫、霍外戚集团势力自然不容忽视。可是，在外戚身份以外，卫青、霍去病等更是以征伐匈奴而闻名的大汉军事实权人物。对于一位以“皇权至上”为信条的大一统君主而言，政治权力的转移，对政治生命而言是致命的。换而言之，如果军方配合太子刘据介入皇权争夺，汉武帝的统治将面临提前结束的风险。
很不凑巧，李陵身后的李氏一族也是大汉声名赫赫的军功世家。为了消除身边潜在的风险，汉武帝有理由故意不给李陵军队，让其自募人马出征匈奴，待其打不下去要撤兵时，再以道义及命令阻断他的退路，使之最终走上被迫投降的终点。只是他没想到，明明满朝文武已尽说李陵的不是，司马迁却还要出来当“刺头”，声称李陵有“国士之风”，逼迫他撤销治罪李陵的决定。这样，不治司马迁之罪，也就说不过去了。
太始元年（前96），受尽腐刑与牢狱之苦的司马迁终于出狱。考虑到自己还要继续述说黄帝以来的历史，他只能忍着身心的苦楚及天下人的冷眼，重新找汉武帝要官。不知是否仍心存恼怒，汉武帝给了他一个略带羞辱但又俸禄优厚的官职——中书令。
在汉朝，中书令是秩级“千石”的官员。但在司马迁之前，承秦所置，此官只用“宦者”。面对如此羞辱，司马迁只埋头苦撰《太史公书》的剩余篇目，直到太始四年（前93），其著基本完结。
这时，埋藏在司马迁内心多年的愤懑，才终于找到一个宣泄口。
在封笔《史记》后，他写了一篇《悲士不遇赋》：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炤炤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唯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司马迁在赋中一叹“士生之不辰”，二感不甘于“没世无闻”，心态像极了曾以《离骚》寄托怀才不遇、命运多舛的前辈屈原。
但在那个他认为“理不可据，智不可恃”的年代里，他从未轻言放弃，哪怕死亡在前，哪怕极尽屈辱，他依旧选择了与手中的“史笔”共进退。也正是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终使《史记》获得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至高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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