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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光明日报》刊发仝涛先生《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公布了在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开展田野调查中“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石刻题记”。文章甫一公布，迅速引起各界关注。不少学者纷纷就石刻文字释读和时代等问题提出意见，也有学者对石刻真伪加以讨论。
从仝涛先生披露的石刻照片、摹本和释读看，其所作出的石刻时代为秦的判断当可成立。因缘际会，我想在已有讨论的基础上就刻石中的一些问题略加铺陈续貂，求正于方家。
●石刻性质
仝涛先生判断，此次新发现的石刻“为摩崖之属”。
赵超先生在《中国古代石刻概率》中指出：“最早的摩崖一般是选择一片比较平直的石壁，在上面直接刻铭。到了东汉，就已经出现了对天然石壁加以修整后雕刻铭文的做法。甚至有在石壁上雕刻出一个仿照碑形的平面刻写铭文的情况，等于是把一个平面的碑移到了山崖之上。”他同时指出：“有学者认为在秦始皇的诸多刻石中就有摩崖存在。马衡就提出‘秦刻石中惟碣石一刻曰刻碣石门，不云立石，疑即摩崖’。”依此，新发现的秦刻石属“摩崖”的判断当可成立，不能以后代摩崖形制规整而反向“穿越”判断其真伪。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文献记载，秦统一后，始皇巡行天下，在峄山、泰山、芝罘、东观、琅琊、碣石、会稽等7处刻石。目前尚存的秦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均残缺过甚，其中保存略好的琅琊台刻石可能“已经是唐代的复制品了”。赵超先生指出：“秦刻石的众多摹本书体与秦人原刻相差甚远，缺乏秦篆韵味。”因此，不能以后代“失真”的摹刻本，来对新发现石刻进行真伪“鉴定”。
需指出的是，无论最早的峄山刻石，还是最后的会稽刻石，都是秦最正式的官方石刻文书，由丞相李斯等当时最高级的“书法家”书丹，目的是“颂秦德，明得意”。而新发现的石刻，其团队虽由“皇帝”派遣，但负责此事的“领队”只是秦二十等爵中列第九级的“五大夫”，无论出行等级、出行规模，还是人员构成，都不能与峄山等7处秦刻石相比。新发现刻石是五大夫翳让人刻下来记录自己一行“到此一游”式的题记，因此一些文字刻写不尽如传世峄山刻石等“精致”“完美”，但并不能以此为据而否定之。
●刻石之名
仝涛先生论文题目称新发现刻石为“采药昆仑石刻”，正文称其“黄河源石刻”。这两个命名都有不当之处。
无论称“黄河源”或其简称“河源”，既可以被理解为一很大地域，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精确之点，存在“歧义”。且如刻石所记，此处距河源“星宿海”还有“一百五十里”，说此为“河源”或“黄河源”并不准确。
释读“采药”中的“药”字残泐，是否为“药”尚存疑，时间“廿六年”也存在其他可能，均不宜用来命名石刻。从峄山到会稽的7处秦刻石均以所在地为称，若依此例，“昆仑刻石”当为首选之名。但现在石刻“昆”字仅残存上部“曰”，是否为“昆”暂可存疑，故“昆仑刻石”之名还需更多资料。在多种命名可能性都被排除的情况下，或可依发现地将其命名为“玛多刻石”或“扎陵湖刻石”，或可依人名将其命名为“五大夫翳刻石”，也可加时代为“秦五大夫翳刻石”。我本人更倾向于以“秦五大夫翳刻石”名之。
●“皇帝”
“皇帝”之称，始于秦始皇嬴政，后被历代王朝继承为天子专名。在湖南湘西里耶J1出土的8-461号更名木方中，有不少内容反映出秦统一后的国家治理过程中对“皇帝”一称的重视。同时，木方还记载了对“皇”字书写的强制规范。秦统一之前“皇”字上从“自”，而统一后由“自”改“白”。
“秦五大夫翳刻石”之首的“皇帝”二字，不仅与传世峄山刻石中的“皇帝”写法相同，且与秦诏版、秦更名木方中的“皇帝”写法相同，均遵从秦统一后“书同文”规定用“白”不用“自”，且在“皇”字下面“王”的书写中，靠上两横明显接近，最下一横则相距较远。当然，“帝”字的写法也高度相似，体现出它们具有共同的时代特点。
若以其与秦“皇帝信玺”封泥、汉初“皇后之玺”玉印、南越国“文帝行玺”金印中的“皇”“帝”写法对比，同样文字的书写依然近同，反映它们时代相近。但若细究而言，“秦五大夫翳刻石”、秦诏版和里耶更名木方中“皇帝”二字均明显细长，与玺印、封泥中的文字追求方正的风格略异，这当然进一步显示出“秦五大夫翳刻石”与秦诏版、秦更名木方的时代相近。因此，从“秦五大夫翳刻石”中“皇帝”二字的书写情况看，该刻石时代为秦的认识当无疑问。
“秦五大夫翳刻石”发表后，其以“皇帝”二字起首的方式引起学者关注。有学者提出秦时的刻石体例应以纪年为始，据之判断刻石与时例不合。但若仔细梳理，不难发现上述认识并不全面。虽秦时确实存在以纪年文字为刻石辞首的体例，但与此同时，秦同样有不以纪年为首的辞例。如秦峄山刻石以“皇帝”起首，《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泰山刻石、会稽刻石以“皇帝”起首，均与“秦五大夫翳刻石”的体例一致。
因此，“秦五大夫翳刻石”以“皇帝”为首的辞例不仅不能断其为伪，反而是其时代为秦的当然证据。
●“方囗”
“秦五大夫翳刻石”摹本和释文公布后，很快有学者指出“方士”当为“方技”。
从文字书写看，“秦五大夫翳刻石”中“方”字的写法，与秦峄山刻石中“方”、秦封泥“西方谒者”“方渠除丞”等中的“方”字写法高度一致，释为“方”当无疑义，且是其时代为秦的内在证据。
但从秦封泥“卫士”“卫士丞印”“走士”“狡士之印”等中“士”字的写法看，摹本中“士”的写法与其均有明显不同，释“士”当可存疑。
从“秦五大夫翳刻石”的文字刻写看，“方士”二字相距甚近，“方”字居中，读“士”之字残泐严重。从残字看，尚存笔画偏左而位于左右结构字左上，断其为“支”（通“技”）有一定道理，当然也存在读为其他的可能。
不过无论如何，释“方士”的认识和由此而出的判断应不再考虑。
●“采药”
对“秦五大夫翳刻石”释读中的“采药”一词，有学者认为其不见于文献，故对刻石时代提出疑问。查核文献不难发现，“采药”于秦汉文献中并不罕见，如《汉书》“复谴方士求神人采药以千数”“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入海求仙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等。
从秦封泥的已有发现看，秦时设置大量“采”类职官，如“采银”“采珠”“西采金印”“隍采金丞”“采青丞印”“采司空印”等。此外，在传世秦印中亦有“采金府印”。这些职官均不见于传世文献，因此刻石中新出现“采”类职官并不奇怪。
“秦五大夫翳刻石”中的“采”字，与秦封泥“采银”“采珠”“西采金印”“隍采金印”等的“采”字高度相似，时代相仿。
刻石释为“药”字的上部残泐，仅存“乐”，摹本仅摹“乐”。按传世秦印有“药府”，秦封泥有“御药”，里耶古城J1出土简牍中亦有“药”字，均为上下结构。由于刻石“乐”字之上残泐且无残存笔画，故此字释“乐”亦有可能。
在传世和出土秦文献中，都有不少“乐”类职官。秦封泥中有“乐府”“乐府丞印”“外乐”等大量“乐”类封泥，其“乐”字写法，“栎阳”“栎阳丞印”等封泥“栎”字右半“乐”字的写法，均与刻石“乐”字相同。因此若不考虑其他问题，从摹本出发，释其为“乐”字当可成立。释“采药”是一可能，读“采乐”同样应是又一可能。无论读“采药”还是读“采乐”，这个词最可能是“职官”，其次才是职官从事的采药或采乐行为。当然，基于同样原因，“采药”或“采乐”前的“方囗”，同样存在是“职官”的可能。
●秦之西方
在“秦五大夫翳刻石”发现之前，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所揭示的秦人西行所达之地都相当有限。以往学界一般认为，秦疆域西至临洮。发现“秦五大夫翳刻石”的扎陵湖，与临洮的直线距离约600公里，与秦咸阳城遗址的直线距离约1050公里，可谓秦向西极远之地。
在已发现数量和种类都甚为惊人的秦封泥中，既有“谒者之印”“谒者丞印”“中谒者”“中谒者府”，也有“西方谒者”“西方中谒”“西中谒府”等三职官。从封泥简称的情况看，“西方中谒”应是“西方中谒者”简称，“西中谒府”为“西方中谒者府”简称，均与“西方”有关。虽学者对秦封泥“西方”内涵的分析因文献无载而久难定论，但从其以“西方”名“谒者”官的情况看，该谒者所负责的可能是来自秦统治范围以西区域“宾客”的各项事务。秦设有司负责“西方”宾客，表明了秦与其统治区域以西之间的交往有相当规模。
从“西方谒者”等封泥的形制看，其印面均未采用秦统一之前已基本高度一致的十字界格，显示其时代明显偏早。因此相关职官的设置也应明显偏早。秦对统治范围以西地域的了解和探索，应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石刻研究中，传世和考古发现都体现出秦人有着领先于其他诸侯国的悠久石刻传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秦“与其所处地区与西北游牧部落紧邻，并且容易接触到西方传来的一些风俗与技术有关”（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增订本）》）。也就是说，秦人的刻石传统来自西方——是秦很早与广阔遥远西部区域互动的明证。虽然今天扎陵湖畔仍甚为偏远，但我们对于两千多年前那里出现一支来自咸阳的队伍，其实不用有过多的惊奇。
《史记·夏本纪》等文献载，“黑水、西河惟雍州……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是为序”。虽学界对此处的“昆仑”所指一直有不同意见，但可以看出“昆仑”与秦人所居雍州间存在密切关系。随着“秦五大夫翳刻石”的发现，一系列有关昆仑的认识当有新的突破。
●余论
从发表的“秦五大夫翳刻石”照片和摹本、释读看，其原有规格当与今天所见不会相差多少，刻石整体保存甚为完整，这是一非常难得的事情。
当然，从刻石的照片和摹本不难看出，刻石上部很多字的字口因石头崩裂而有不全，刻石右下部有一块曾刻字的石块已然不存。这些残缺可能主要出于自然力量的破坏，期待能尽快在石刻周围开展一次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将历史上一次次破碎散落的残破石块“尽数”找回，逐步“拼缀”以求成完璧。
（作者：刘瑞，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稿件统筹：本报记者 李韵、杜羽）兰州配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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